共精神

平台合作主義 vs. 共享經濟

作者:Trebor Scholz

對「集體共享經濟」對待勞動者的惡劣行為的抵制如火如荼。最近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開始炮轟在線勞動經紀公司如Taskrabbit、Handy和Uber,因為它們極端缺乏對勞工的關懷。在最近的數位勞工大會上,我的同事McKenzie Wark說,我們逐漸走入的這些生產模式並非經典的資本主義。「這不是資本主義,比它更糟糕」他說。

但是,讓我們有片刻的想像:這些反工會主義的堡壘的算法核心是可以被複製並用於另一種所有權模式,在公平的工作條件下,成為一種對自由市場模型的人性化替代方案。

比如Uber app,它的所有定位系統和預約功能,為何它的所有者和投資者一定是這種平台勞動經紀業務的施主?開發者與當地的工人所有合作社一起完全可以設計這種獨立的手機程序。儘管有300萬美金風投(和180億的估價泡沫),巨大的國際觸角,仍然沒什麼保證Uber的曇花一現會持久。開發這樣一款軟件並不是魔法,也不是送火箭上天。當然,技術只是天平的一側,我需要指出工人所有的合作社漫長的歷史,要提起EP Thompson和Robert Owen,而非以技術決定論來看待它。

忘掉眼下生活方式的走向吧,巨大的自動機器不久後將有新的操作者。

工作的未來可能並非唯一和必然。讓我們運用自己的技術想像力來實踐合作與協力。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可以設計自主的應用平台,孕育正真的p2p的服務於貨物的供應,與新興的平台資本家叫板。

合作社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住在公社,我親眼看到它是如何人們平等相處。然而,如果你以為我對合作社的一切都理想化,那就錯了。剛開始時,千禧一代會強調他們的個體事業高於對任何合作社的衷心,接下來的問題是要與全球的利滾利的公司競爭。當矽谷的資本渦輪飛速前進時,社會運動和規約總是滯後。對於黑客、“長尾工人”和勞工行動者來說,再不加緊自己的努力,網絡效應就被比如uber吃定了。

我將先對共享經濟裡的工作做些評論,然後提出一個高度實踐性的主張,我稱之為平台合作主義。

商業大師們稱從通過社交媒體共享內容到通過實際的公司,如Feastly, Carpooling, Handy, Kozaza, EatWith, Kitchensurfing, TaskRabbit和Uber來租借貨物、空間、提供運輸服務是有某種邏輯步驟的。受低價的吸引,消費者會越發地歡迎這些現有市場。

當然,所有這些發展都與2008金融危機後有意的經濟緊縮的浪潮相悖。共享經濟被描繪為後工作社會的預兆,以及一條生態可持續的資本主義道路,谷歌公司將戰勝死亡,這一全新的“顛覆性”經濟將把我們從侏羅紀時代般的勞動方式裡解救出來,包括從David Graeber所說的“ 無用工作 (bullshit-job)”裡。

而今,只有很少的人還受騙於“顛覆性的分享經濟”的團結劇場,或者還相信把個體工人和消費者的說成是“點”的花言巧語,更別提它掛在嘴上的改變世界(HBO劇中的矽谷?)。人們如今看清楚了,明白所謂的“社區經理”是共享經濟以類似於非市場、點對點的Wikipedia或FoldIt項目的方式來合併出像Uber這樣數百萬美金的商業實體的伎倆(我在公開課(Public Seminar)裡詳細說過這個動態過程)。

同樣的,共享經濟與占領運動或阿拉伯之春的神秘聯繫對於真正的關注者也喪失魅力了。比如在製藥工業,這些共享經濟的主要公司的“社區經理”常常是年輕女性。當你發現TaskRabbit和TopCoder顯然是在組織他們的工人相互溝通,你一定會強烈反感。雖然這類操作令人難以容忍,批評面對這些濫用時卻遲疑不定。

如果你仔細觀察現行的21世紀工作模板,你立馬會注意到一條各種臨時工組成的軌跡。Sascha Lobo和Martin Kenney進來提出了平台資本主義一詞,我的定義是大開支的轉包、租賃經濟轉為小型組織。無法離岸外包的工作,比如寵物照顧或家庭清潔,現在都被平台資本主義吸納。

你即便難以將新型的不受管制的平台如Handy算作一種創新,也一定不會否認嬰兒潮一代的運輸、食物和很多別的服務業經濟部門,敗給了千禧一代,後者正拼命用越發堅固的基於應用程序、用戶互動的商業來控制需求、供應和利潤。

Uber和airbub一類公司享受著他們的安迪沃霍爾時刻:沒有任何物理基礎設施卻有150億美金的估價大名。他們沒建辦公大樓——他們在你的車、你的房、你的勞動和你的時間裡運轉。他們是所有參與者都支付中介費的物流公司:日常金融化3.0版。紐約大學商業教授Arun Sundrarajan說,個人服務和專業服務如今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種商業行為的連續體,同時造成了例如勞工歧視等嚴重問題。

今天,無事不勞動

共享經濟的敘事甜如蜜:鄰居可以售賣自己花園裡結出的水果,你能在羅馬租到一間公寓,在新西蘭紅杉林租到一間樹屋或氈房。在伯克利,你可以僱你的鄰居做一餐家宴,你甚至可以在Uber出租上收聽你自己的Spotify音樂。真是方便。

共享經濟顯得是與Turkle針鋒相對。《孤獨地在一起Alone Together》的作者Sherry Turkle說技術會導致社交失能,而共享經濟答道,它能讓人們避免社交孤立。只要想想一位老婦在airbnb上出租房間,“人們來這消費,同時也留下社交” Sundrarajan說道。

如果你同意花大量時間為Uber開車,Uber公司就會聯合融資買進新車,你就能買得起雷克薩斯了。但與此大大相反,共享經濟的口號之一是“到手,而非佔有(access, not possession)”。據說,千禧一代沒有多少世俗的佔有欲,他們只想在需要的時候取得所需就行。ZipCar就利用了這一點。它做的全是即用即到的送貨業務。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直播服務:你沒有下載文件,你只是收看直播。你支付此刻所需,下一次又需要時就再付一遍。我們在直播自己的日子。

共享經濟據說要終結“檸檬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市場)”。我們再也不會賣到售後很差的二手車了。陰沉的汽車銷售員,笨拙的水管工和電工都一去不返。如今“真實生活個人資料”都在LinkedIn和Facebook上,連向這些新興平台,帶來了新穎的打分和評比方式。這至少是支持這些名聲系統、反對政府規範的論調大行其道的部分原因。Sundrarajan認為這些名聲系統很大程度上能自我管理市場,相反加拿大的技術專家、博主Tom Slee認為這些系統無法充分衡量名譽。如果名聲系統能隔離不良的airbnb主人或粗魯的Uber司機,誰還需要政府呢?然而,在處理保障工人薪資、對反壟斷時,我們要提醒自己政府監管的重要性。

顯而易見,獎勵系統可以升級,單紐約市就有超過80萬美金的獎勵,這個系統對於試圖組建自己的小分隊的出租協會而言完全是不透明的。獎勵卡特爾(cartel)阻礙了工人-所有的組織的發展。隨著出租軟件的創新,出租行業的組織方式越發有益於不同類型的工人合作社。類似Uber, Ola, Quick Cabs, TaxiForSure, 或Lyft的公司其實非常脆弱,因為它們的技術是可以復制的。但是,當你發現在大城市裡行規被巨額公關所導向,當你發現激增的品牌意識完全倒向利於Uber和airbnb的網絡效應,當你注意到為Uber司機提供的聯合融資買進的新車,當你發現乘客承擔的安全隱患以丟胳膊丟腿來計算,你會想起一句老話:錢說了算。

撇開老闆來思考

與其為迫在眉睫的末日倒計時,不如讓運用叫車軟件的工人-所有合作社的理念變得更可行吧。

在與比如Uber這樣的主流玩家競爭時,合作社面臨各方各面的挑戰:公共意識、工作分配以及工資問題。金融業的投資者用算法預測Uber這一目前用戶數量最多平台在未來仍然會有最多用戶。然而有很多案例可以證偽這一分析。如果你屬於X世代,數數你用過多年的社交網站服務器名字,Myspace,Friendster等等,想想有多少已經喪失動力,甚至關門大吉。

難道真正的社會改變只能靠大款?如果我們落入這種邏輯,類似紐約的Zephyr Teachout就絕無機會了。失去對生活的別樣想像,這本身就是資本徹底得勝的表現。Teachout最近指出,當前系統的症狀之一便是它馴服人們盲從。我要補一句,它馴服人們自認工人,而非集體所有者。基於Uber功能性的app是可以被複製的,是可以被與合作社聯手的獨立開發者改進的。從一開始,這種開發過程就必須由工人與開發者自己導向。也來越成熟的眾籌模式、比特幣的使用,都可以支持這類努力的。的確,上百萬的風投讓Uber佔據高位,使它能打破法律保障與企業責任的有效交集,前者為其利用,後者它置之不理。Uber可以在城市層面上影響法規,甚至可以左右國際勞動法。也許,僅僅是也許,這些前沿的規則模式可以被工人合作社拿過來,他們可以受益於這些完備的規則。這些規則同樣可能造成的結果是,Uber成為世界出租工業的壟斷者。歡迎來到街道的瀏覽器。

司機的風險顯而易見,風投公司優先考慮的是短期股東利益,如果創業公司一旦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就難以達標。商業財團Peers把自己定位為勞動經紀公司的同時,還想扮演共享經濟中的工人社會安全網絡。由於它幾乎代表了中心化的、利益至上的暴發戶,Peers根本不是真正工人-所有合作社的另類選項。為什麼要把受益交給Uber,交給中介呢?Lyft和Uber有很嚴重的裁員問題;司機工資水平眼看著下降,工作環境持續被監控,司機可以隨時被解僱(de– activated只是關閉一個端口),甚至只因為在Twitter吐槽一下Uber公司。

出租司機和技術人員可以聯合起來,搭建一個app,甚至比他們公司的還好。這一運動已經由司機-所有的出租服務和Fairmondo(一個合作社式的eBay)開始了。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可以提供另一種社會組織模式來應對金融不穩定性。它們應該是

  • 集體所有
  • 民主地決定業務方向
  • 有穩定工作的任務
  • 提供健康保險和養老金
  • 保障尊嚴

在紐約,有一個24個工人-所有合作社的聯盟,幾乎由女性組成。過去幾年中,低收入的工人加入這些合作社後,每小時的工資由10美金增長到25美金。

像Yochai Benkler和Michel Bauwens他們已經宣傳這種模式很久了。對Bauwens而言,點對點經濟模式依靠平等夥伴的自由參與,致力於生產公共資源。對Benkler而言,點的網絡化生產是協力合作的行動,貫徹了徹底分散式、非-市場的機制2)。

在《改造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3)中,Naomi Klein回述了她在阿根廷兩年的生活經歷,拍攝了一部關於工人在這座城市遭受2001年經濟危機後把他們被遺棄的老工廠改造成合作社的紀錄片。她的紀錄片名為《奪取The Take》,線索是一組工人接手了被關閉的汽車配件廠並將其轉變為生機勃勃的合作社。工人們承擔著巨大風險,堅持了10年之久,如今工廠依然強健。事實上,阿根廷有上百個工人運營的合作社,其中大部分今天依然從事著生產。

在英國,目前有20萬人在超過400個工人合作社中工作。這些合作社有超過160年的歷史。其中最大的一家營業額達兩千四百萬英鎊。

蒙德拉貢,一個常常提及的例子,是一個合作社,一個工人合作社聯盟(Federation of Worker Cooperatives),於1965年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成立。蒙德拉貢是工人所有的,但不是工人管理的;它是更大的競爭市場4)的一部分。2013年末,它的僱員達74061人,從事金融、零售和教育領域。蒙德拉貢合作社由一個人道主義式的商業概念凝聚起來。合作社的總經理的平均工資不會超過合作社中收入最低的成員的五倍(而沃爾瑪的CEO的收入是其工人平均水平的1034倍)。如你所想,對平台資本主義的合作社式替代方案絕非只能用於運輸行業。

基於app、工人-所有的勞動經紀業使得工人可以交換他們的勞動力而避免中介操作。它們適於小型工作,尤其是那些在Mechanical Turk和CrowdFlower上的工作。

讓我們說句公道話。平台合作主義等於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場所,對工人有切實的好處。他們認為錢說了算,而我要說,平台合作主義可以激勵真正的共享,而且並不需要拒絕市場。平台合作主義是治療腐敗的資本主義的良藥;它提醒人們工作是有尊嚴的,而非貶低人性的。合作社並非克服平台資本主義的萬能藥,但它可以為21世紀的工作織入一些倫理的纖維。

翻譯:盧睿洋

原文連結:https://medium.com/@trebors/platform-cooperativism-vs-the-sharing-economy-2ea737f1b5ad#.bv2hhts4l